育儿书籍思考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：少子化的社会调查

今年读到日本记者小林美希探讨日本“少子化”的社会调查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，该书揭露了日本社会的生育困境。

书中首先指出了很多人“为何无法成为父母”，又无法积极面对妊娠和生育，苦于没有合适的大环境，生育孩子后多数女性面临失业，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导致“父亲缺席”，现代育儿处于孤立境地；接着书中又披露了医疗资源的紧缺状况，以及非必要剖宫产手术增多现象，孕产妇体验糟糕；然后探讨了罹患疾病婴儿的照顾问题，家庭负担、遭遇虐待、被社会排斥等；最后通过真实事例介绍了一线医护为“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”所采取的积极措施。

日本的情况跟我国当然有很大区别，但有些问题也很近似。

2022年秋期意外得知，全县小学一年级新生8000多人，往年对这个数据一直不在意，但对照当年中招报考人数18000多人，我不能不感到吃惊。要知道这一年的一年级新生恰恰是放开二胎生育之初的2016年出生的，9年之间，生育率悬崖式下跌，看来即使已经放开三胎恐怕也难挽回局面。

近些年一再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，比如2022年年初推出《关于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》，纳税人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，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，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，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个税优惠政策完成了全覆盖。不过，就事论事，这一条在小城镇恐怕效果不彰。在全国人口中比大城市占有更大比例的小城镇，尤其中西部小城镇，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小企业工薪族个人收入一般都低于纳税起点，基本是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，更不用说大多数农民，同样也享受不到这个政策的优待。

当然，换个角度说，这一政策的推出，也表明需要从经济上鼓励生育。的确，近些年生育成本不断攀高，奶粉二三百元一罐都是“低档”的，纸尿裤什么的婴幼儿用品越来越贵，婴幼儿护理、游乐等等，哪一项都不便宜，个人以及家庭收入不见明显增长，这两年尤其因新冠疫情的影响，有些家庭收入甚至不增反降，生育成本压力使得很多人有了“高处不胜寒”的切身感受。这种感受又辐射到身边人群，我接触到的很多在中部小城镇机关单位的年轻人收入都比较低，工作七八年月工资不过3000左右，一个小家庭年收入能达到10万并不容易，还背负着房贷的不少年轻人都有点望“儿”生畏，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普遍不高，二胎还能考虑，三胎“难以想象”。虽然我国工薪族跟日本情况有较大区别，我国靠财政吃饭有稳定收入的人群比例较大，但日本作为发达国家还有人感到生育孩子的经济压力，更不用说跟人家收入差距悬殊的我国工薪族了。

其实很多小家庭都能够得到上一代的支持，不仅帮助年轻人买房子还房贷，生儿育女经济上大力补贴，还愿意全力帮助带孙子。但恰恰是这个情况，很多年轻人更不愿意多要孩子。正处于育龄阶段的80后、90后年轻人整体上接受教育水平较高，跟“外面的世界”有较多联系，他们属于开放的时代，视野也开阔得多，个人独立意识较强，希望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，不愿意像上一代那样被儿女“困住”，眼看上一代为一个孩子就花掉半辈子积蓄，要两三个岂不把一辈子搭上？所以年轻人不太接受替儿女吃苦的生活态度。可见，观念可能比经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更深入。日本年轻人也存在这种情况。

事实上我国很多年轻人对上一代的育儿观念也越来越不赞同，担心观念“落后”的爷爷奶奶惯坏孩子，有的则在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的思想熏染下，认为爷爷奶奶文化水平较低，不能帮助提高孩子的知识水平。胎教流行、超前教育火爆、校外各种兴趣班遍地开花之类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，育儿观念改变的同时，育儿成本随之水涨船高。而且小城镇、乡村学校教育条件较差，所以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大中城市，有的干脆去陪读。但普通家庭付不起那个成本，所以觉得还是少要孩子，能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。其实这种观念本质上并不比上一代进步，同样过分拘于现实的利益，忽略了社会发展趋势，缺乏真正面向未来的眼光，总是以今天的现实比照孩子的未来，这就导致很多年轻人担心随着孩子的成长，家长在辅导孩子方面还要付出更大精力，“累”，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口头禅。

我曾经跟年轻人开玩笑说，他们的很多“担心”并非未来的现实，也不该成为未来的现实，简直是多此一举的“心累”，但年轻人现实中的“累”也是无法否认的。像日本社会一样，论资排辈现象突出，很多单位职工稍有资历就摆老资格，很多工作都堆在年轻人头上，美其名曰“锻炼”。但我国青年所处环境更为艰难，各种违背法规的单位制度对年轻人比较苛刻，各种杂务可能让你双休日都不得安生。育儿假各自为政，如某些地方教育系统产假比政府规定要短，仅仅三个月，男方护理假只有半个月，领导体谅你，上班后安排工作稍微轻松一点，遇上严厉的领导，叫你“顾头不顾腚”，你还愿意生个孩子跟着“吃亏”吗？有的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较大，家庭矛盾随之产生。有些年轻人因为担心家庭矛盾而恐婚。所以，鼓励生育，就要给年轻人松绑，防止积极的生育政策打折扣，必须明确生育照顾措施。

话说回来，小城镇就算能够落实积极的生育政策，但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还很遥远。离不开人照顾的婴幼儿除非有爷奶帮忙照料，否则根本找不到合格的公益性社会托儿机构。个别愿意接收低龄幼儿的私立幼儿园收费特别贵，低的也需要一个年轻人三分之一收入，没几个能承受的。想带孩子去户外，公园没有适合幼儿歇脚的设施，收费的游乐场所也缺少适合亲子活动的安全设施。某县城仅有一家公益图书馆，一间幼儿阅读室满足不了几个幼儿，还过分限制幼儿活动。种种不便，无形中就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。

如果说日本涉及孕产的医疗资源紧缺，我国小城镇医疗资源不足更令家长们紧张，看病排队几个小时是“常态”。其实这里也存在科学、健康育儿观念缺乏的问题，80后、90后独生子女较多，没有观察过如何照料婴幼儿，也很少接触育儿知识，孩子咳嗽一声就去看医生，而优秀儿科医生较稀缺，加上医院诊所往往“以经济为中心”，造成小病大医现象，进一步导致一定程度的“恶性循环”。尤其孩子婴幼儿阶段，自身免疫系统还不完善，很多家长为孩子健康“操碎了心”。建议他们再多要一个，他们不过以为是开玩笑。在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中，提到需要给年轻夫妇补育儿课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也需要政策支持。

另外不能不说一个独特现象，独生子女很少与婴幼儿亲密接触，对婴幼儿缺乏耐心，生育意愿尤其低。有的还担心孩子多了麻烦多，担心孩子们之间产生矛盾，觉得“要数量不如讲质量”，没有考虑如何使孩子们互相包容互相接纳。因此，我以为有必要创造机会，让年轻人能够和婴幼儿有更多接触，鼓励他们欣赏育儿之美，感悟育儿的幸福，学会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环境，进一步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育儿氛围。